西蒙东：文化与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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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1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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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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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bert Sim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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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don. G. Culture et technique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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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culture）这个词包含了一种价值判断，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某种价值类型的内容相关联。当它用于表述人类文化时，它的主要含义是隐喻性的，因为它与粮食生产和园艺技艺中的一些改善或改造的范例相关，这些范例可以在更加接近人类现实的领域中找到，特别是通过繁殖和畜牧来改良动物。[1]
不过，这种兜圈子的隐喻或许指向了文化里一种主要的能力或本领（habileté），以及其中的某种虚假性，它一直是文化概念的基础。我们看到，人类饲养或"提高"（élevés）的动物首先是为人类而饲养的；动物物种的改良，与其说是一种"提升"（élévation），不如说是适应（adaptation）；它可能同时也导致动物的退化、绝育和易感染等，这使得人类所"饲养"的动物相比其野生近亲变得劣势；饲养（élevage）和其他有利于驯化和驯服（dressage）的做法——如阉割雄性动物——削弱了物种的完整性。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些形式的缺失和退化也存在于栽培技术中；能结出巨大果实或开出双层花朵的嫁接植物，往往与增肥公牛、经过选择性繁殖的奶牛或其他任何一种特意为之的肥大功能障碍的生物一样，都是一种怪物，关注点主要是其生产特征。
无论是栽培还是饲养，物种最初适应环境的方式都被打破或扭曲了；通过技术手段和技术环境（milieu technique）进行二次适应，使物种依赖于人类技术人员：嫁接的玫瑰树没有园丁就会枯死，赛狗需要持续的照料。栽培物种，即人类饲养的物种，需要持续的技术援助，这是因为它们是人工制品；它们是技术性的产物。然而，这种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园艺业中没有在畜牧业中那么明显；动物丧失了自主性，这体现在其解剖学和生理学上，体现在其退化的特征上，这比植物物种的退化特征更为明显，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类生命（le vivant humain）直观地掌握了这些特征；猪和野猪的比较结果会有利于野生物种，但当玫瑰丛和野玫瑰进行比较时，价值判断可能会偏向另一个方向；只有园丁才能告诉我们，玫瑰丛不能通过种子繁殖，它惧怕霜冻，对寄生虫的攻击防御能力很差。此外，栽培技艺（les techniques de culture）主要作用于环境，也就是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可以利用的能量资源，而不是作用于植物生命个体本身。至少，古代栽培的谷物就是这种情况；物种的生物潜力既没有减弱，也没有变形。相比之下，特别是当伴随着动物训练时，驯化和饲养就预设了会对生物体本身采取行动，而这些行动可能导致自由的剥夺或生理上的残缺。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文化"的概念来自于一种技艺（une technique），它与畜牧业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又有所不同，因为它对生物的环境（le milieu vital）而不是对生物本身（le vivant）施加作用。当种植业采用与畜牧业相同的流程时，它也会导致退化——我们可以从专业园艺师的方法中看到这一点，他们进行嫁接和修剪，将参天大树变成小矮树，或者培育出终年开花却不结出一粒可育种子的品种。栽培（cultivation）尊重进化的力量，甚至可以激发这些力量，而培育（breeding）则耗尽了特定的生命潜能。
如今，尽管"文化"一词起源于技术，但当它被用来指称那些有教养或修养的人时，文化的价值与技术性的图式之间却形成了一种割裂甚至对立：作为技术人员的人与有修养的人是不同的。文化是一个不涉及到任何利益的价值仓库，而技艺（la technique）则是对一系列原本中立的方法的组织，为达到某个隐秘目的；文化成为一个目的王国，而技艺则倾向于成为一个手段王国，必须在目的王国的权威下维持存在；文化驯化了技艺，就像驯化了一个被奴役的物种（espèce asservie）。无论人是否愿意，他们都是人类物种的技师；在人类群体中存在着某种反馈循环的形式，比如育肥的农夫或耕种者、改造物种以获得新品种的园丁或育种者。当反馈回路是耕种者作用于土壤而非植物本身时，我们谈论的就是技艺：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只是通过环境潜能（cette charge qu’est le milieu）间接地作用于自身。相比之下，"文化"一词在当代的用法是自相矛盾的：这个词被用来指代人对人的直接作用的结果，类似于园丁或饲养员的行为；它仍然是一个技艺问题，是构成集体或个人习惯的技艺，或者是界定社会心理人格的各种禁令和选择性训练。在每个人类群体中，这种训练往往更多地是强加给儿童的，但也有一个群体将一种文化强加给另一个群体的情况——比如在殖民化过程中，或者在世界大国对部分依赖于它们的那些地位较低的国家施加影响的过程中。因此，不再将"技艺"（technics）一词与 "文化"（culture）一词对立起来会更加准确："文化"和"技艺 "都是操纵活动，因此都是技艺。它们正是人类操纵的技术，无论是在文化的情况下直接作用于人，还是在通常被称为“技术”（technical）活动的情况下通过环境中介作用于人；这种 "技术"反馈行动只是在其作用链条中多了一个环节，即环境，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几乎就是整个世界，并且由于施加了相当广泛的反馈延迟，使其具有了一个可能比“文化”更广阔得多的集体维度。
人对人的培育（élevage）——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可以存在于人类的小气候中，并世代相传；相比之下，通过技术活动实现的环境改造对人类的培养（culture）几乎必然会放大到整个有人居住的地球范围：环境是这种改造的传播工具，每个人类群体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环境改造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化与技艺之间的冲突首先是一个规模问题：只要技术仍然是前工业时代的技术，变革的数量级（order of magnitude）就仍然是文化内部的变革。每个人类群体都有自己的制度、习俗、语言、文字和技术，这些都是以文化内部的方式传承和传授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取水的方式，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制作犁；其结果或多或少是相同的，因此这些技术仍然是文化内的和固定的。相比之下，现在技术的发展跨越了具有不同文化的人类群体之间的界限，由此产生的对共同环境的改变突然被强加给某些群体。通常某些小群体会以文化的名义反抗技艺；因为这些技艺是某些更强大群体的活动体现，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内影响环境，这在小群体内是史无前例的智性图式。所以这并不是文化与技艺之间的冲突，而是两种形式的技艺之间的冲突，一种是群体内部和文化内部的技艺，另一种是超越群体维度的技艺状态，因此也超越了任何可能的文化维度——如果我们所说的 "文化"是指每个人类群体为保持自身稳定而采取的一系列直接操纵技艺的话。文化与技艺之间对立的基本现象，可以解释为是技术超越了群体内部这一数量级，这一超越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以文化的名义对技术提出指责的，首先是那些不再是世界大国的国家；一般来说，与古老而特殊的生活形式相关联的文化习俗滋养了对技术的诽谤，而技术不过被视为"改善人类福祉"的一种方式，因此总是具有明显的功利性。
整个争论应该基于这一点：文化将技艺视为纯粹功利的，也就是一系列方法的组合。但这种评价严格来说是前工业时代的评价。只有当它们作为群体内的、文化内的技艺时，技艺才仅仅作为手段；为了汲水——这是目的，我们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和各种行动方式：水泵、戽水车、阿基米德螺杆、轭牛（manège à boeufs）、水井和水渠......在这里，技艺是封闭的；它们迅速回到人——使用者——手中；它们在环境中的沉浸是短期的，它们带来的改变是局部的——几乎是准时的和瞬间的。环境的局部和长期反应被忽视了，没有成为文化内容的一部分；它们也没有成为技艺内容，技艺内容仍然相对于此时此地。人们砍柴取暖，或开荒耕种，一个世纪后，降雨模式发生了变化，这是对人类群体的反应；然而，对产生如此巨大环境影响的预料和相应的规划，并不出自于前工业时代的技艺。当技艺超越人类群体时，通过改变环境而产生的反馈效应（effet de retour）的威力，使得技术手势（technical gesture）不再仅仅只是一种手段。每一个技术手势都与未来有关，既改变世界，也改变作为世界环境物种的人类。技艺作为一种手段，并没有穷尽其本身的效用；它既能带来直接的结果，又能引发环境的变化，而环境的变化又会反作用于生物物种，包括人类。这种反馈行动（action en retour）不同于技艺作为一种方法艺术所产生的直接效用。它超越了当前事务的目的极限，需求在某种程度上耗尽并超越自身（des besoins qui s'épuisent en eux-mêmes）。伴随着技艺手势而来的对环境的改变通常被视为一种危险，一种对人类迫在眉睫的威胁。但这种改变也有积极的一面：对环境的改变改变了生命机制，创造了需求，是物种自身变革的最有力的推动者。有意识地、自愿地改变环境会造成错误适应（désadaptation）的危险，需要改变那些文化教育内容里的人类态度，同时也会增加进化的机会，激发人类取得某种可能性的进步。在这里，技艺不再是一种手段或方式，而是一种行为（act），是人与环境之间关系活动的一个阶段；通过这个阶段，人通过引入一种改变来刺激他的环境；随着这种改变的发展，被改变的环境为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行动领域，并要求人采取一种新的适应方式，激发出新的需求。技艺手势的能量在通过环境之后，又回到人的体内，使人得以改造自己，不断发展。在这里，我们远远超越了实用性，也超越了任何目的王国：目的王国只能根据某种文化状态来定义；它是群体内部的，而且不管表面上如何，归根结底，它始终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封闭在经过文化熏陶（culturalisée）的人的形象之上。重大技艺手势作为一种行为，是一种赌注、一种考验、一种对危险的接受；它传递着进化的能力，代表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最具体的进化机会。就其本身而言，它已经包含了进化力量的表达；它以努力为基础，以发明为动力——在象征和精神领域，发明是对重要进化力量的转译，或许也是支配物种发展的工具。即使技艺既无用处也无目的，但它们却有意义和方向（sens）：对人类而言，它们是进化力量最具体的模式；它们表达了生命。
Chromolithograph by George Garen of the Eiffel Tower illuminations (1889)
当一个人类群体将自己孤立起来时，文化就成了一个隔离层；它确保了群体生存的稳定性，但如果它与环境脱节，如果它排斥技艺，或者不了解技艺，那么它就会持续退化，其结果可能是致命的。文化是一种生存技艺，一种保护工具。相比之下，重大技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行为：它改变了生物物种的生存环境，并引发了进化过程。区分实用技艺和纯粹技艺、次要技艺和主要技艺是有帮助的。被称为纯粹技艺或主要技艺的是那些具有某种超越此时此地的，并且作用于环境的力量的技艺；它们可以延伸为次要的功利技艺，但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它们的范围更广，具有某种非功利性的边缘，具有某种克服困难的力量，具有成就感（tournure de réalisation），这种成就感体现了人类群体在某一特定时刻的最高可能性和最极端的能力，而不考虑代价或直接效用。一般来说，这些技艺并不因那些事先需要而存在，而是通过自身存在所创造出的功能和需求体系来得到证明；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技艺被赋予了自证的力量。它们包含最优化的价值，因为它们具体化了在特定时代、特定群体的精力和认知资源所能拥有的技术手段下，所能够实现的最大造诣，而不会失败（faillite）；它们是完美的，因为它们处于失败的边缘；它们的价值是极端的（ils sont une valeur extrême）。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人类在特定时代和特定条件下，通过技术活动渠道向环境传递的最丰富的具体信息。加拉比特高架桥是那个时代最大胆的金属建筑。埃菲尔冒着风险完成了这项工程；横跨特鲁耶尔河的两半拱桥从每根横向支柱开始建造，当时还处于不稳定状态（porte-à-faux），所有东西都由缆绳支撑，直到完成后，两半拱桥在中心相互支撑。埃菲尔在施工开始前说，"不会有风"，而事实上也确实没有风。埃菲尔铁塔的建造本身就代表了对确定技术模式的纯粹运用所能带来的最高、最极端成就——在工厂里制造铁塔的部件并迅速组装，而不在现场进行任何改动。从任何意义上讲，实用性都是次要的：首要的是内在的完美，是所建造物体的技术品质；其次才是实用性，就像埃菲尔铁塔一样，它原本是一个博览会的展品，后来变成了空中灯塔、赫兹扩散天线的支架，然后又变成了电视天线的支架。如果铁塔不存在，他们就必须建造它，但建造铁塔并不是为了实用。
纯技术的意图在前工业社会中并非完全不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在所有时代的伟大工程中；伟大工程表达了每个时代在其已知的手段、可用的材料和资源以及知识水平下可能做出的极致努力；此外，伟大工程经常表现出改变世界面貌和改变环境的意图，如凿穿地峡、改变水道或建造一座横跨海港的桥梁。面对过去的习惯，古代的伟大工程也具有现代的伟大成就所具有的冒险、豪赌和挑战的特征；在技艺仍是文化内技艺的时代，伟大工程表现出对文化规范的某种去框架化——因此它们一般被视为不虔诚、对神灵的侮辱、对自然力量的不尊重，并被指责为一种本质上危险的自负：不能通过在海峡上架桥来束缚大海。在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作品已经沦落到实用的层面；但它们作为一些主要技术行为的功能体现在航天器发射（engins spatiaux）等操作中，这是庞大人类群体的技术可能性的极致体现。迄今为止，这类活动仍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因为它们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并具有竞争性。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项规模宏大的事业可能需要各国所有能为该项目做出贡献的人员和设备通力合作；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探测和跟踪卫星的国际天文台网络。就各群体的文化常态而言，这类事业的效用的确并不明显，而且如果有人愿意，不难找到论据来证明这些伟大的技艺行为的荒谬性；就目前的效用而言，发射卫星也是荒谬的，就像一个非常不同的物种（最近才出现在进化系列中）对于一个适应良好但更原始的物种来说是荒谬的。
表面上看，技艺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两个技术层面之间的冲突：前工业时代层面，技艺是每个人类群体为服务其文化内部目的的一系列手段；工业时代的层面，它使技术成为具有进化意义的伟大自主规范，可以改变人类与其环境的关系。
这种冲突迫使我们做出决定。根据文化规范来限制技术手势，就是故意使潜在的进化停滞不前，并将现状视为已经使我们能够定义目的王国、最终价值准则的东西。这就是把目的概念视为最终的、至高无上的，尽管它本身可能只是一个抓大放小的临时性概念。也许，拉马克生命进化体系所依据的 "需求"（need）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 "自然"（nature）概念，比 "目的"（end）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作为一种目的体系，文化使技术活动处于一种监护状态，使其成为一种手段的艺术（art of means）；但是，技术行动的自我定义的能力可以克服目的王国的封闭性，并重新激活需求的进化过程，以及物种与其环境之间的迭代和不确定结果，这是进化的基础之一。拉马克看到了生物进化是一个从依赖环境到自主的过程，其途径是将环境中的不可控行为纳入生物体；珊瑚将自己固定在水流中有着大量营养残骸的地方；它所能做的只是膨胀自己的体积或缩回到防御位置；相比之下，更完美的生物体有一些器官可以让它们去寻找营养，有一些器官可以让它们摄取食物，而不是被动地接受食物，还有一些器官可以让它们呼吸，而不是任由气体渗透：这些功能都是从外部环境偶然产生的物理效应的内化或整合，是与需求相对应的整合，并通过逐渐分化的器官而得到稳定。现在，人类通过技术手势所实现的进化实际上也是沿着同样的功能路线；某种物理效果被纳入到人类群体的内部环境中；这种效果通过技术设备的部署变得可用和可复制，这种可用性等同于将效果纳入集体有机体：这是一种功能补充。这一切的发生，就好像人类的肉体结构发生了改变，肉体结构扩大并获得了新的维度；数量级发生了变化；感知网格扩大并分化；新的智性图式得到了发展，就像一个孩子离开他的村庄，对他的国家范围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不是征服的问题：这种观念是封闭文化的产物。这是一个融入的问题，在集体层面上，它在功能上等同于一种新的生命形式的出现。
因此，把技艺看作是包含感知和智力模式的活动是有帮助的，它与每种文化指导和教育个体的方式类似。除了这些表征性的心理内容之外，还有一些价值性的内容，它们可能与特定文化的心理内容相冲突。但是，为了使这种结合成为可能，这些图式的同化必须在同一时刻进行，但一般情况却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文明中，幼儿一开始就在伦理-宗教领域接受了大规模的文化熏陶；根据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文化内容，为他的一生确定基本规范和认知模式；这就是他的基本训练方式，一方面是情感-情绪训练，另一方面是知觉-认知训练。后来，在青春期或成年期，在使用他必须使用的技术对象时，个人遇到了可理解性和规范的图式，这些图式应该来自技艺，使他能够直观地理解可扩展的人类环境的新的有机图式，但这些图式仍然与负责最初形成他的个性的图式隔离开来了；它们无法共同构成一个能够分化（differentiation）和进化的有机现实。调和文化与技艺首要条件在于，在一个人的整个教育过程中，同时接触这两个来源所产生的精神内容；文化教育应更多地侧重于成年期，而技术教育则应更早开始；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教育产物的二元论。
因此，技术性将以一种纯粹的方式被理解，而不是在实用对象的中介和复合层面上被理解。日常使用的物品是一种妥协，通常是将技术规范过度限制在文化之下的怪物；物品越接近人的数量级，越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它就越不纯粹，越不适合去教授技术性：汽车和家用电器是在商品化条件下生产的；它们被过多的社会心理压倒，将它们转变为声望的工具，逃避或做梦的手段，或者替代性的物品。只有当技术对象融入到人类集体生活的环境中，才能得到净化。当汽车不再是放在房子前面供人们炫耀的物品时，它就开始成为一种使人去适应世界的东西，作为一个道路网络，作为一个具有明确配置的空间，通过这个空间，人们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每一种汽车都对应着一个集体宇宙的确定网状结构。汽车的技术性并不完全在于汽车本身，而在于它通过道路中介网络，与所行驶的环境相适应；技术的完美性通过简化对象来实现——更好的道路允许使用悬挂和减震更简单、重心更低的汽车。自动电话装置比农村电话装置更简单，农村电话装置需要磁铁和本地电池来拨打电话；随着环境趋于一个功能有机体，技术性从对象传递到网络。我们看到，日常的技术物品并不是教授技术性的好工具；它们只是不完整地包含了技术性，缺乏一个互补的网络，只在混合状态下具备技术性，并且被文化包袱所束缚。这就引出了文化遗产与技艺之间冲突的另一个根源：我们不能轻易地从日常物品中提取清晰的图式和封闭的规范；技艺并不将自己排除在日常活动范围之外。它由与世界相连的技术网络组成，存在于组件和大型整体这两个对立的层面上。组件比将其隐藏起来的对象更通用；在大量日常物品的表面多样性下，我们发现了相同的组成部分；这里存在着一种价值论；每个组件都由其特性、阻力和性能所定义，并直接与生产过程以及化学和物理的普遍物理量联系在一起。共同的价值和等级秩序被科学的可理解秩序所取代。纯度尤其具备显著的物理和化学意义。生产高纯度的锗、硅或铀，不仅仅是为了进行科学实验，而是通过技术手段超越某些物质的原生状态。我们通过元素转化对黄金进行加工，以获得更高纯度的金属。尽管燧石在文化上微不足道，但它却含有一种最珍贵的元素，可用于制造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但必须以足够的纯度提取它。大量的技术操作在于对物质的初步加工；加工后的物质已经高度技术化。将物质与形式对立的文化图式假定物质是被动的，但在面对技术操作所产生的物质价值时，这种文化模式就显得极为贫乏；物质蕴含着与认知图式和价值范畴相对应的功能特征，而这些是文化所无法提供的。对这些精神内容的获取应该与对文化的获取同时进行。
这种技术性的学徒制将确保个人和群体拥有更广阔的认知和价值领域。许多问题，如群体间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无法从文化规范中找到解决办法：由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文化，我们会被带入冲突之中，而心理结构通常会巩固每个群体自身的统一性，但却无助于解决冲突。在规划以及环境的功能性网状结构方面，技术性是强大的教育者——如果没有充分揭示情况的神秘面纱，没有客观地研究其可能的发展或规划（planification），就会导致长期而血腥的冲突。利用童年时代获得的文化内容，如民族荣耀、英勇事迹或战胜异教徒的宗教迫切性，只能使对问题的理智分析停滞不前：在这里，文化作为技术性的障碍是有害的；它导致倒退，以至于人们在筋疲力尽的情况下最终采用一种技术解决方案。
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纠正一个不公正的现象：虽然文化确实存在，但"文化"的存在往往被毫不犹豫地假定为与技艺，甚至与技术对象相对立的东西。我们应该对技艺（la technique），或者更确切地说，对技术性（technicity）给予同样的信任，同样的可能的统一性假设，而绝不能将其与某一类物体甚至活动混为一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可能在人类活动中为文化和技术性都留出一席之地，而根据伺服机械理论（systèmes asservis）[2]中最新的一种智性图式，我们可以明智地为各自留出一席之地，以优化文化与技术的关系。文化植根于群体的不变性，如果问题纯粹是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问题是由一个同质群体内部的关系和态度提出的，那么文化就完全适合于解决问题。相比之下，技术性则最适合解决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但事实上，我们很少单纯仅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或从对环境的作用来分析某一种情况；一般来说，一种情况涉及到两种关系，特别是当它涉及到几个人类群体在其具体栖息地的互动，以及对其环境的开发时。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必须能够像一个体制选择装置一样行事，按照信息接收的最佳模式来分析数据。可以说，文化和技术性是两种分析模式，人类必须学会按照其中的每一种来处理问题，这些极端模式使人类能够把握现实中复杂领域的极限。正如一束激光可以同时追踪两条不同的曲线，通过双缝实验中的量子解耦方法，并通过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一条曲线到另一条曲线的不断运动，人类在面对复杂的问题时也必须不断地从每一个极端到其反面，并在这两个过程之间理解现实领域的扩展极限。这就是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对立理由的二元方法，这种方法假定我们始终保持"脑海中的一个想法"，它迫使我们不停地从一种推理方式转向相反的推理方式。文化与技术在静态位置上不能彼此互补；它们只能通过一种动态的翻转和倒置过程才能实现互补，而这种过程可能是哲学努力所能提出的最高任务。[3]
（英译者: 奥利维亚·卢卡·弗雷泽，乔瓦尼·梅内加莱修订）
注释
1. 法文 la culture 一词的主要含义是耕作或栽培，西蒙东在本文开头发挥了该词的多重含义。当 la culture 在这里用于耕种农作物或栽培植物时，它被翻译为"栽培"（cultivation）。
élevage一词也有一系列相关的含义：它指动物饲养或培养，但其动词词根也有提升或抬高的意思。
“技艺"（technics）一词源于法语名词 la technique。后者用来表示技术、技艺、方法、艺术和实践的一般领域，既包括物质领域，也包括认知领域，人类通过这些技术、技艺、方法、艺术和实践参与并重塑其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
在西蒙东看来，技术本身必须被理解为只是技术活动和关系性的更广泛模式领域的一部分，尽管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当技术对象的"技术性"被剥离时，它们的构成性功能就失效了。这正是西蒙东的技术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英译者注]
2. 西蒙东所说的 "伺服机械理论 "指的是控制论。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最早源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防空武器开发伺服机械预测器的尝试。[英译者注]
3. 在法文原文中，这个最后的句子是这样写的：“文化与技术在静态位置上不能彼此互补；它们只能通过一种动态的翻转和倒置过程才能实现互补，而这种过程可能是哲学努力所能提出的最高任务。”短语“dont l’appropriation à chaque problème”也可以翻译为“whose ability to grasp each problem”。[英译者注]